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全球信息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同一国家之内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在拥有和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了“数字鸿沟”。我国同样面临着“数字鸿沟”问题，一方面是与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差距；另一方面是国内的数字化差距，主要表现是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化水平差距明显。

一、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呈扩大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信息化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6至2000年，我国信息化保持快速发展趋势，全国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年均增长20.8%，2000年达到了38.46%。但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信息化水平指数依然太低，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还不到美国的10%。

从计算机普及率、电话普及率、上网人口比例和万人拥有的联网主机数目看，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数据鸿沟”是巨大的。根据有关统计，2001年，全球平均每百人拥有8.42台计算机，而我国内地仅为1.93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西方七国集团平均每百人拥有计算机约44.85台，是我国的23.2倍，其中，美国高达62.25台。2001年全世界平均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主线约17.19条，我国低于平均数，只有13.81条。而西方七国平均每百人拥有61.76条电话主线，是我国的4.5倍，其中美国66.45条，加拿大65.51条，德国63.48条。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目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很大。2001年全世界平均每百人拥有15.48部移动电话，我国只有11.17部，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西方七国集团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高达56.40部，是我国的5倍多。从每万人平均拥有的联网主机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更是巨大。2001年，世界平均每万人拥有联网主机232.66台，我国仅为0.69台，不到世界平均数的0.3%。西方七国集团平均每万人拥有的联网主机数高达1742.59台，是我国的2525.5倍。从互联网网民人数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2002年1月，我国的上网人数3370万，而2002年3月全球上网人数5亿4420万，我国大致占全球上网人数的6.2%左右，但是我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20%以上。从上网普及率看，我国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2年3月全球平均人口上网率为8.7%，我国仅为2.6%，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西方七国集团平均每百人的上网人数约为39.7人。2002年3月，加拿大和美国的上网人口为1亿8123万，上网率达到了56.7%；日本上网人口为4972万，上网率也达到了为39.2%。2001年12月，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上网总人口达到了4933.9万，平均上网率为18.9%。

与发达国家比较，由于基数低，我国的计算机、电话和网民人数等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1997-2001年，我国每百人拥有的计算机、电话主线和移动电话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8%、25.7%和82.6%；每百人的网民人数年均增长率为188.1%，均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其中，每百人的网民人数和计算拥有量的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美国，美国这两个指标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4.9%和11.3%。但是，同期我国每万人拥有的联网主机数增长速度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年均增长14.5%，世界平均年均增长52.9%。

然而，若从计算机数普及率、人口上网率和联网主机的增加量看，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2001年与1996年相比，每百人计算机的拥有量，世界平均增加3.6台，我国增加1.6台，美国增加25.9台；每万人拥有的联网主机数，世界平均增加204.9台，我国增加0.34台，美国增加3386台；每百人互联网用户世界平均增加7.19户，我国增加2.59户，美国增加45.87户。这些数字表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在继续扩大。

二、我国国内的“数字鸿沟”明显

我国国内的“数字鸿沟”也很大。根据有关部门测算，2000年，我国信息化总指数为38.46，其中北京高达157.22，而甘肃、贵州、云南和西藏的信息化指数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差距十分明显。比较各地计算信息化指数的各个要素指数，可以看到地区之间的差距更是明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系数，2000年全国平均为45.29，北京和上海分别高达93.53和99.91，而贵州和湖北仅为2.16和5.91。信息网络建设系数差距更大，2000年全国平均为37.12，北京、上海分别高达318.82和191.86，而西部地区的西藏、青海和新疆仅分别为0.2、2.25和3.93。信息技术应用系数，2000年全国平均为65.89，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别高达179.97、155.3和127.75，而西部地区的西藏和云南仅分别为1.67和32.9。信息化人力资源指数地区差距也很大，表现是直辖市明显高于省和自治区。2000年全国平均为13.43，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别为112.15、68.91 和45.87，而全国有13个省和自治区不到10，其中，西藏、广西和云南仅分别为3.13、3.25和3.76。

比较各地的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百人计算机拥有量、百人移动电话数目等项指标，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1]。从1997年开始，我国互联网络中心对于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连续做了11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2003年1月我国上网计算机达到了2083万台，是1997年10月的59.7倍；上网用户达到了5910万，是1997年10月的95.3倍。但是，地区差距继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01年，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四个地区上网人数的比例比较高，人口上网率分别为15.3%、12.0%、7.24%和5.12%；贵州、青海、内蒙古、甘肃和重庆的上网人口比例都不到1%，仅分别为0.48%、0.67%、0.74%、0.91%和0.96%。

我国各地区之间每百人所拥有的电话主线数量的差距也是明显的。2001年每百人固定电话主线拥有量，东部10个省市平均为20.23条主线；中部11个省区为11.51条；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为9.09条。每百人平均超过20条电话主线的省市有7个，全部在东部地区，它们分别是北京（38.03条）、天津（27.55条）、辽宁（20.46条）、上海（37.58条）、浙江（24.1条）、福建（21.71条）和广东（21.84）。而西部有四个地区每百人固定电话主线拥有量不到9条，其中，四川8.04条、贵州5.77条、云南8.39条、西藏5.71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的差距也是明显的。2001年东部地区平均为18.07部，而中部和西部进仅分别为7.57和7.13部。百人拥有量超过20部的省市有5个，全部在东部，它们分别是北京（44.66部）、天津（21.6部）、上海（37.39部）、浙江（23.84部）、广东（29.35部）。不足7部的有7个地区，都在中西部地区，其中，西藏4.3部，贵州4.64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量的地区差距也是很大的。2001年每百户家庭的计算机拥有量超过15台的地区有8个，分别是北京（45.3台）、天津（21.2台）、上海（37.6台）、浙江（20.04台）、福建（15.94台）、广东（34.59台）湖南（15.43台）、重庆（17.33台）。不到8台的地区有10个，它们分别是内蒙古（5.16台）、吉林（7.69台）、黑龙江（6.09台）、安徽（7.69台）、江西（5.74台）、贵州（7.86台）、甘肃（6.68台）、青海（5.82台）、宁夏7台）、新疆（7.79台）。

我国的“数字鸿沟”还不只表现在地区之间，也表现在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等方面。比如，2003年1月我国82.1％的互联网用户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35岁以上的人只占17.9%。尽管自1997年以来，女性网民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但是目前男性比例依然高于女性。2003年3月，59.3％的网民是男性，只有40.7%是女性。网民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的比例最高，为30.6%，其次为本科和大专，分别为27.6%和26.1%。受教育程度达到本科及以上的网民比例为30.4%，本科以下的比例为69.6%。月收入在1500元及以下的网民占76.3%，1500元以上的只占23.7%。从职业看，学生网民所占比例为28%；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网民占70.6%，农民上网人数所占比例不到0.5%。这反映在利用互联网方面，城乡差距巨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国内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呈现扩大趋势。2001年与1998年相比，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主线东部地区平均增加9.32条；中部地区平均增加6.03条；西部地区平均增加4.98条。增加数超过10条的有5个地区，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12.82条）、天津（10.20条）、浙江（12.80条）、福建（11.15条）、山东（10.44条）。增加数不到5条的有5个地区，4个在西部，1个在中部，它们分别是贵州（3.57条）、云南（3.83条）、西藏（3.35条）、青海（4.73条）、湖北（3.84条）。

2001年与1998年比较，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东部地区平均增加14.83部；中部地区增加6.19部；西部地区增加6.21部。增加数超过20部的有4个省（直辖市），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36.66部）、上海（28.77部）、浙江（20.45部）、广东（24.24部）。增加数不到5部的有4个省（自治区），2个在中部，2个在西部。它们分别是广西（4.75部）、河南（3.97部）、西藏（3.84部）、贵州（4.12部）。

最近几年，每百人上网人数之间的差距更是呈现出迅速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增长迅速，中西部地区增长缓慢。2001年与1998年相比，每百人上网人数，东部地区平均增加4.98人，中部地区增加1.8人，西部地区只增加1.29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每百人上网人数增加最快，其中北京增加15.03人，上海增加11.3人，天津增加7.09人。而同期每百人中的上网人数增加不到1人的有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它们分别是内蒙古（0.73人）、重庆（0.94人）、贵州（0.48人）、西藏（0.62人）、甘肃（0.9人）、青海（0.66人）。

国家统计局的对城镇家庭的入户调查数据也表明，城镇居民在计算机拥有量上的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2001年与1998年相比，城镇居民每百人计算机的拥有量的增加数超过15台的有4个省（直辖市），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30.3台）、天津（16.12台）、上海（24.4台）和广东（22.25台）。增加数不到5台的有3个省（自治区），2个在中部，1个在西部。它们分别是内蒙古（3.7台）、江西（3.45台）、甘肃（3.65台）。在计算机拥有量方面，城乡差距更大，因为从家庭计算机调查数据看，目前百户农民家庭的计算机拥有量几乎为零。

三、产生数字鸿沟的原因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出现“数字鸿沟”的最根本的原因。2002年我国的GDP达到了10.2万亿人民币，按照美元计算，已位居世界第6位，但是，从人均GDP比较看，我国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很低。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00年，按照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约84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仅为美国的1/40。因为缺乏资金，我国在人文基础、科技教育、企业研发、人才培养、信息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就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由此制约了信息化的发展，加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与此同时，“数字鸿沟”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增长，加大了“贫富差距”。

同样，我国国内产生“数字鸿沟”的根源在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1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12736元人民币，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6308.8元和4983.6元，东部地区为中、西部地区的2倍和2.6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其人均GDP分别为30114.6元、20583.4元和18355.1元。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贵州省人均GDP只有2962.6元，不到上海的10%。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各地对于信息产业的投资、研究开发的投入和科技实力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并最终导致信息化水平的差距。2000年，人均在信息产业的投资，东部地区平均为614元，中部为345.6元，西部为393.7元。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分别为1484元、806.6元、1218元和734.4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研究开发费用平均为130元，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31.5元和44.4元。其中，最高的北京市达到了1133.5元，最低的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仅分别为9.8元和7.7元。

四、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数字鸿沟”的挑战

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数字鸿沟”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缩小我国的“数字鸿沟”。1993年成立了国务院国民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加强对全国信息化的统一领导，并先后启动了金卡、金桥、金关等一系列重大信息化工程，拉开了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序幕。1996年1月，成立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全国的信息化工作，我国的信息化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推进阶段。1998年3月，国务院组建了信息产业部，推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1999年以后，地方政府也先后成立了政府信息化办公室，推动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199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推动信息化，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首次强调“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我国政府于1999年启动了“政府上网工程”，把2000年定为“企业上网年”，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和企业信息化。

为了缩小国内的“地区差距”，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重大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就是通过转移支付和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增长。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水利枢纽、交通干线等一批关系西部地区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相继开工。2000-2002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000多亿元，到2002年底已完成投资2000多亿元。2003年，国家将在西部地区再新开工14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1300多亿元。到2003年底，西部开发新开工重点工程将达到50项，投资总规模7000多亿元。三年多来，西部地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2002年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9％，增长速度同东部地区的差距有了很大的缩小。其次是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对缩小与发达的东部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创造条件。

2002年5月，政府启动“西部大学校园计算机网络建设工程”项目，投资9亿元资金，在西部152所大学校园建设网络基础设施，使这些西部地区的大学校园网和我国教育网与科研计算机网实现高速联网，同时建设一批基于校园网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应用系统，加快西部地区信息化的步伐。

为了打破信息行业的国家垄断，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提高效率，促进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降低电信服务价格，使更多的低收入居民享受到现代通讯技术带来的便利，2002年我国政府对国家电讯资源进行拆分，国内电讯市场上的基础电讯运营商开始出现六家大集团公司开展竞争的局面。

2003年，我国政府实施“缩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其总体目标是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开发、利用经济适用的信息技术和产品，为西部地区信息化提供技术支撑；通过试点和示范，在西部地区逐步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使广大西部地区能够获得和利用更多的信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西部地区改善产业结构和发展信息产业，大幅度提高西部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争取在三至五年内，使一些试点和示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0年内，使“数字鸿沟”扩大的趋势初步得到控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缩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主要围绕公共信息平台、网络教育、电脑农业、制造业信息化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在技术措施上，将重点推广应用国产网络计算机和基于Linux的软件产品。为此，科技部近期将投入引导资金2亿元，同时要求西部各地政府投入相应的配套资金。

积极鼓励民间机构参与填平“数字鸿沟”行动，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许多社会组织、非政府机构积极开展信息科学的普及与推广工作。例如，我国计算机学会举办信息学世界奥林匹克竞赛；我国电子学会举办世界计算机大会；我国农业函授大学开展面向农村的网络教育与函授；一些大学的教授编辑出版计算机和网络科普读物等。

另外，为了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我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启动了“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旨在通过动员海内外力量，资助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小学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协助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希望工程”实施10多年来，先后有1亿多人次捐款，募集资金估计累计达20多亿元人民币，已经救助200多万因贫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为贫困地区援建7000多所“希望小学”，为农村小学捐建1万多套“希望书库”，培训了6000余名乡村小学教师。

五、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力图逐步缩小我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之间的和国内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但是，实际上过去几年我国的“数字鸿沟”呈现扩大趋势。因此，今后还需要继续努力，探索缩小“数字鸿沟”的有效路径。为此，当前需要重点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1）政府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地分配给各个地区，不断有效地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我国家，人均GDP水平还比较低，政府财政收入有限。面对有限的政府资源与信息化建设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政府如何有效地使用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实际上，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在信息化过程中也遇到了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缩小国内的“数字鸿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一些成绩，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他们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借鉴，他们的失败教训对我国也是一种警示。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组织力量，考察、研究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取得成效国家的具体做法，看看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我国也需要组织一些国际研讨会，结合我国实际，讨论我国政府如何合理使用自己掌握的有限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

（2）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的作用问题。在信息化过程中，企业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数字鸿沟”的挑战，政府有义务帮助弱势群体摆脱信息贫困的处境，但是政府手中的资源有限，光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填平“数字鸿沟”的，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特别是企业的力量。企业特别是一些IT企业拥有巨大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但是企业基本是受利润驱动的，因此，政府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他们乐意为缩小“数字鸿沟”贡献力量，是我国政府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关键是要能够把企业对于落后地区的援助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即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使中西部地区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和资源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而使转让技术和提供资金的企业能够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得到某种利益。为此，我国需要认真研究并尽快出台鼓励企业参与缩小“数字鸿沟”的政策与措施。

（3）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国际资源促进我国信息化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已有不少国际组织成立了应对“数字鸿沟”的机构或推出了相应的计划，旨在缩小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我国也应该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缩小“数字鸿沟”的行动之中。一方面，我国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其他发展我国家推进信息化；另一方面，我国也需要利用国际资源加速本国的信息化进程。因此，如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海外的资金和技术，促进我国的信息化，也是我国政府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来源《中国信息年鉴-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