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和谐网络环境的战略思考

万平国

中国即将进入现代化社会,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国家从一个基本上以农业社会形态为主、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准备进入现代化社会、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和积累的准发达国家。中国社会的社会构成、社会分层、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巨变。中国社会从 “基本上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 “有一定财富的小康水平”,体现社会关系的财富分配策略,也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过渡到“共同富裕”的普遍分享改革成果阶段。俗话说,共同发展易,共同分享难。在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这个敏感时期,国家在总体上基本和谐的现实下,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发展的社会风险。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突出,民众思想容易出现阻塞,不断引发社会群体事件,已经成为社会常态。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反映到互联网上,形成声势浩大的网上舆论。网上舆论又快速影响网民的思想,往往形成爆炸式舆论共鸣,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要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国家的持续发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维持社会变化中的政治秩序,营造和谐的网络环境意义重大。

【我国现阶段网上舆论管理的现状】

互联网作为20世纪的一项重大基础性科技发明,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影响更大。从目前来看,互联网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公民民主意识大为增强,网络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多样、多变性。这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难度很大而任重道远的新课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对西方无处不在的渗透和反党反政府的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性宣传的过滤和封堵,但对网络舆论的普遍性、多样性和社会性却研究不够。尤其是对网络舆论的民意特性、伦理道德特性和社会发泄特性不够重视,以至于在国内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等情况发生时,有些被动,才意识到对内部舆论的控制有些困难,而且难以管理。

网上舆论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网上舆论与中国的社情国情密切相关。由于国内网络不具备国际出口的特性,无法采用传统的过滤和封堵的技术办法。简单地采用“把关人”制度、增强主流媒体的声音、采取“网络评论员”等方法,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对网上舆论的产生原因、形成机制、传播特点和社会影响研究不够,没有找到正确的处理办法和手段。

【我国网上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国网上舆论演变主要为三个阶段,网上舆论的发展、管理和变化,充分体现了其内在的规律性。

(一)第一阶段:我国网上舆论的出现

我国的网上舆论真正达到一定规模并开始形成舆论压力,始于2003年。如果要找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应该是“孙志刚被收容至死案”。2003425日,《南方都市报》披露孙志刚事件,互联网上舆论爆炸式增长。尽管传统媒体对孙志刚案件报道不多,互联网上的排山倒海般的谴责和抗议却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网民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严惩元凶,公开透明地处理孙志刚事件,形成声势颇大的舆论浪潮。孙志刚事件最终以终结收容遣送管理制度结束。

随后的非典危机中,人们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发出的声音经过网络传递出来。公众对新中央领导集体抗击非典的强大舆论支持,主要通过网络表达出来。同时网民对瞒报疫情的官员的愤怒,以高官被免职而平息。在民众表达意见的传统渠道之外,网络也成了表达民意的一个途径,互联网也充分体现了它的作用和独特的优势。有关决策部门显然看到了其影响的存在,并感受到了网络舆论日益增强的压力。一些舆论甚至直接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影响。

2003年至2004年,类似的典型网上舆论包括黑龙江哈尔滨的宝马车撞人案、沈阳“黑道霸主”刘涌死刑案、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等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网上舆论热点。这一阶段的网上舆论的特点,是网民热衷于公正、公平、正义的诉求和表达,选材“稳、准、狠”,舆论压力巨大,对政府执政明显形成压力。这一波网上舆论被称之网络舆论的第一阶段。

(二)第二阶段:我国网上舆论在监管下发生范式转移

网络舆论的兴起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开始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网络舆论的监管也开始提上议程。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简单地管理之下,网上舆论发生范式转移。网民没有消失,问题依然存在,网民为达到自己的目标选择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新的范式可以通过网民的取向、风格和语言来加以认识。

2004年初,号称“一个阶层的不负责任,一个时代的荒唐”的代表木子美,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真人性纪实日记,引起轩然大波。全球互联网密切关注木子美和中国网民的大论战。年轻的网民在口头上流行的话语是“我不关心别人,我作践我自己,不行吗?”。

芙蓉姐姐紧随其后引发网民关注。其人最早出现在清华、北大的BBS论坛上,经常在网上贴自己的各种照片,并以“我那妖媚性感的外形和冰清玉洁的气质”之类的语言,而成为了网络人气火爆的热门人物。

与木子美的“坏”和芙蓉姐姐的“傻”不同的是,新的网络红人“天仙妹妹”,既不搞笑,也不装怪, 只是一个凡人,是一个也有着自己小小梦想的凡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网民的格言是:支持天仙妹妹是返朴归真,贫穷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灯红酒绿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当代社会,人们思想有挣扎,心理有矛盾。

除了自嘲的线索外,网民同时对社会重点热点问题依然表现出强烈的关注。重庆一位大学生的母亲无钱治病,女大学生卖身救母,引起网上强烈的反应,迅速成为网上的热门话题。湖北京山县的佘祥林杀妻冤案,引发全社会的强烈关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550万天价医疗费,引发全社会的医疗保障之痛。安徽宿州九名患者手术感染导致眼球被摘除,社会反响极其强烈。宁夏银川13岁小学生因10万元择校费服毒自杀,深深刺痛广大网民的心。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曝光,网站和网民形成默契,以正话反说、讽刺、影射、自相矛盾、自我批评、自嘲的方式,形成新的网上舆论特点,同样达到了巨大舆论压力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网络暴力的出现

2005年至2006年是网上舆论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网上舆论出现了新的走向。网民从自娱、自嘲、正话反说、讽刺等方式,转向发泄、舆论暴力、网络恶搞、流氓发泄发展。这个时期的网上舆论的特点是,潜在地存在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和危机。

先是“铜须门”事件引发的网络暴力事件,后是电影“无极”被恶搞为“馒头血案”,紧接着是流氓外教被追杀等,一系列的事件被境外称为“中国网上的文化大革命”。

除网络暴力外,关于“潜规则”的申讨,一直不绝于耳。先是“北漂一族”的女演员张钰曝光娱乐圈潜规则,随后有曝料“性爱录像带”。后来演员肖琼也公开揭露潜规则。网虫“菜霸”曝光演员张可可的潜规则事件。潜规则一词成为互联网上最热门的关键词,引发各行业的潜规则的大曝光。

不光网上出现暴力倾向,现实中的暴力事件频繁,引发网民关注。先是吉林通化曝光特大杀人案,杀人狂石悦军连杀12人。官员被杀的案件一起连一起,甚至出现夫妻被杀,乃至灭门案。

【我国网上舆论管理取得的成效和存在局限性】

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现实社会中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对网络环境建设和管理十分重视。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有关部门理直气壮地探索和进行网上管理,逐步形成一条西方国家没有走过的独特的管理道理。大体上包括法律法规、技术保障、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以及市场准入等方法。总的来讲,国际上普遍公认中国在互联网管理上有自己的特色。

我国的互联网管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外基本上封堵了境外网上对我有害的信息,对内基本上控制了境内网站上危害社会稳定的不良言论,境外的反动、色情、赌博等有害信息向境内渗透基本受到遏制,境内的色情、赌博、错误言论一旦发现基本上得到有效处理。管制重点解决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突出问题,主要包括:(1)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扰破坏,(2)错误思想观念和腐朽文化在网上传播,(3)网上不良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等。

我国目前的互联网管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核心问题在于,只解决网上舆论本身,没有机制去解决引发网上舆论的社会问题本身。舆论引导,缺乏说服力。一些部门的发言人因为怕说错话、用外交辞令来绕口令、甚至不讲真话,本身变成了社会热点问题。舆论斗争,缺乏网络的特点和技巧,不太容易被网民接受。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效果和影响力没有商业网站大。如果说对重大突发事件还能疏堵的话,对民生问题引发的敏感热点舆论则基本上无能为力。而目前国内网上主要的问题恰恰是这类问题。

【网上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关系】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动态潜在不稳定期。社会潜在不稳定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一些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上。客观的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上访、群体事件、暴力事件、骚乱等,社会问题如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腐败问题、刑事犯罪问题等。主观指标包括,社会心理如恶搞风气、潜规则、道德和伦理下滑、社会看法等,社会舆论如腐败、公平、效率、前途等。结合目前我国具体国情来考虑,一些指标尤其明显。如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医疗保障问题,而天价医疗费突现医疗保障的缺陷。社会保障问题,群众反应,光收钱,不花钱,钱还被贪污挪用。媒体曝光反应,住房公积金谁受益的问题,低收入还是买不起,而房价居高不下,中产阶级被迫出高价买房,价格高了,却不符合受益条件,最后不知道谁受益?住房维修基金,只进不出。相关管理部门手上积累大量的社会资金,却又缺乏监督机制,问题自然较多。文化迷失问题,社会民谣、网上言论、短信等,反映出民众信仰减弱,政治信任度有下降的趋势,仇官仇富的仇恨心理严重。这些指标都反映出我国社会存在潜在的不稳定。

潜在不稳定,不是说我国社会现在就不稳定。恰恰相反,我国社会现阶段是相对稳定的。尽管现阶段的问题较多,这与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关,是一种发展中的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不平衡,但基本上是正常的。对局部的不稳定状态,务必引导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状态。社会高速发展和变化,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群众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其要求基本上也是合理的,是可以解决的。因此,总体上不是结构上不稳定。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目前控制社会稳定的方法却有所不足,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高度依赖领导人的智慧,对领导人和国家来讲风险太大。其最大问题是缺乏制度性表达渠道,即没有引导功能,或引导不当,协调能力低。

网上舆论的起因,多是现实中普遍的敏感问题和社会问题,由于缺乏或没有正常渠道可以解决,形成积累效应,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群众被迫采取非正常手段。由于这些问题多涉及民生问题,一但曝光后,引起群众的共鸣,引发正反馈,出现围观起哄效应。这种模式是一种不稳态的共振系统,会出现爆炸或系统崩溃的结果。其结果可能是言论暴力,也可能是现实中的暴力事件。

研究发现,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在受困导致自我压抑和隐蔽性痛恨的情况下,为了逃逸困境,又不知道逃逸出口和方向的情况下,本能采用人随大流的策略,导致聚众效应,出现正反馈的恶性爆炸增长的局面。

不光网上舆论是这样,现实中也是这样。我国最近一个时期频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和无组织群体事件,也是相似的。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是一种典型无组织的群体行为的一种。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形成共鸣,借机宣泄。

2004年重庆万州爆发的群体事件。“棒棒(搬运工)”余继奎遭自称是公务员的人殴打,引起了周围群众的公愤和围观,致使交通堵塞并出现起哄效应,在一个不到40万人口的城市里,有4万多群众围观起哄,由此引发一起群体事件。一些“博客”网站传播谣言,煽动民众不满情绪,舆论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2004年四川大渡河畔的汉源县五六万农民,因不满地方政府为兴建水电站,引水淹浸他们的家园和良田,导致超过10万民众被迫移民,而且地方政府克扣征地赔偿款。数万民众的维权诉求缺乏有效表达途径,维权活动不断升级,出现罢市游行,最后失控,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2005年湖北省黄石市对大冶市“撤市改区”所造成的爆发群众冲击政府、堵高速公路的“打砸抢”事件,尽管控制了网上舆论,但此前长达9天的时间,当地社会情绪经历了不满、愤怒、怨恨、仇视等阶段,最终还是酿成事态最严重、影响最坏的群体性事件。

2005年广东顺德三洲村的村民因征地问题而发起维权近一年多,不断上访,但土地赔偿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2006年,近万名三洲村民采用极端措施,围堵了大型粮仓的开幕仪式,阻止政府官员以及一百多位华商嘉宾离去,约三百人被困在粮仓办公大楼内一晚上。后在武警的干预下,出现暴力冲突。

一些群体事件的出现,其原因众多,但绝大多数是属于对群众利益保护不当,如拖欠工资、强行圈地拆迁、土地补偿不到位、环境污染严重、教育费用问题、医疗费用问题、房产和物业纠纷问题、官商勾结牺牲群众利益、官僚腐败等。当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时,有些地方官员对群体事件的处理没有经验,经常处置不当,延误正确处理的机会,有的激起民怨、民愤、民仇,甚至激化矛盾采取警力对抗的高压方式解决,反倒激起民变。

群体性事件频发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特点。出现这类群体性社会事件,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主要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导致了社会生活某些无序现象的产生,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引发的利益调整、重组和再分配必然导致矛盾的多发和并发。

【营造和谐网络环境的战略思考】

面对社会问题,网络成为一种可能的渠道,形成舆论压力,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反之,如果网上舆论压力没有效果,则可能出现负面影响,网络会加大正反馈,加速共振,形成更大的爆炸或振荡。如果简单地、粗暴地进行舆论“封杀”,也是一种正反馈,会加速对抗心理和激化矛盾,产生过激行为。而现实中,群众利益受到损害而迟迟不能改正的情况下,有时会导致社会情绪异变。在特殊事件的刺激下,产生恐慌。随大流,参入群体事件,引发冲突。从最近五年的网上舆论管理实践情况来看,一些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仅从舆论上化解是非常困难的,只能治标,难以治本。在这种情况下,坦然接受舆论压力,深化改革,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网络环境状况如何,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成败。我们虽不能保证网上没有反映社会问题的言论,但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网络环境,形成一个积极地、健康地解决热点社会问题的氛围,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近年来的互联网管理实践表明,凡是顺应民心,积极落实中央政策,面对现实和问题,不回避,积极解决问题,网上舆论都是积极的;反之,藏匿问题,不承认问题,回避问题,不解决问题,最后都遇到网上强大的舆论压力,结果都不理想。

(作者单位:国际信息战略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信息年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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