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互动机制研究

史 达

【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表明,截至2009年12月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网民数达3.84亿。调查还发现,博客和社交网站作为网民最愿意发表观点的互联网方式,其网民规模分别达到2.21亿和1.76亿,在网民中的渗透率分别为57.7%和45.8%。[1] 实际上,我国网民已经习惯于通过互联网来表达政治诉求,每年“两会”前后大量网民通过互联网建言献策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国主要国家领导人亦上网查看网民的意见与建议,中央政治局也曾以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为主要内容,进行专题学习。

由此可见,互联网正在成为民意上传的“直通车”。事实上,从全球视野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众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或者各国政要通过开设博客、电子邮件列表和网站,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塑造个人形象,与公众增加互动,争取公众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这从中国公众对人民网开通的“什锦八宝粉丝圈”的追捧程度就可见一般。总之,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互联网政治应运而生。[2]

然而,互联网政治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互联网中,各种各样的虚拟团体和个人网民在网络社区、博客、论坛中发表着种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这些意见和主张在互联网这个复杂网络中,非常容易出现群体极化效应,进而影响到实体政治生活的安全。那么,政府如何把这些意见引导到制度化的渠道里来参与和表达,避免互联网政治危机的产生和扩散?政府如何协调和整合各种诉求,甚至是偏执、极端的要求,使之最终有利于政府的公共决策呢?在互联网中,由于政治系统各个要素与其存在环境构成一个整体,且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互联网政治系统也是一种生态系统。本文将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互联网政治生态的构成及其互动关系,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可供讨论的框架。

【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构成要素】

鉴于生态学基本规律的普适性,本部分采用生态学的成熟概念对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构成要素进行探讨。[3]

(一)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含义

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信息为核心的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互联网政治成员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该整体具有一定的大小和结构,各成员产生信息,并借助信息的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最终形成具有自组织和自调节功能的复合体。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内,如果信息的产生、流动和传递达到一个动态平衡,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就是健康和安全的。否则,就需要对信息的制造和信息的流动进行调节。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形式各异,小到一个博客和虚拟社区,大到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都可以构成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

(二)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基于与实体政治生态系统的映射关系,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与实体政治生态系统相仿,但又兼有互联网自身的特征,其构成要素(主要成员)包括互联网政治主体(网民、手机用户)、网络社群、电子政府、网络政治规范与行动以及传统媒体。

1.网民

实体政治中的政治主体是指理性自治的公民,即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在政治国家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人,互联网政治的主体就是网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定义,网民是指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6周岁以上中国公民。网民是网络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组成单元,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但在网络上以‘网民’身份享有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的个体。[4] 在互联网政治生态中,网民包括普通网民、网络政治人、网络精英和网络炒家。

普通网民是相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公民而言的。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法律概念。我国宪法中有关于公民的确切定义,而普通网民却并不具有完全的法律意义,只是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参与到政治过程中。这就导致网民的权利是“以‘信息’为标志的”。[5] 这也是互联网政治生态以信息的生产、流动为核心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在现代政治主体中,更重要的是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认可、关注和参与,具有对自我价值的自觉意识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因此,在这一点上,普通网民是符合政治主体的基本特征和要求的。

普通网民作为政治主体有其特殊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目前中国的网民仍然以男性、未婚者、35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文化程度为本科以下的仍然占据网民的大多数;学生网民仍然比其他职业的网民要多。[6] 此外,由于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通常是以虚拟身份出现的,一方面其可能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另一方面由于虚拟性和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其行为活动本身也难以约束。这些都是在研究互联网政治生态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

网络政治人来自于政治人的概念。李普塞特认为,政治人是社会上最广泛的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群,而不是少数掌权者。[7] 陈义平认为,政治人指的是“那些真正成为现实政治基础的公民以及公民中那些对政治更有兴趣和更有权力的人”。[8] 在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中,网络政治人是那些有条件使用互联网并有兴趣利用互联网参与或开展政治活动的人群。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目前这些人口占我国上网人口比例的56.1%。[9]

网络政治精英。一般而言,政治影响力在一个政治体系的成员之间的分配是不均匀的。由于人们所利用的政治资源的量的差异和利用政治资源所需的技能与效率的差异,某些人的功能会产生放大作用,一些政治行为主体比一般人有着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网络政治精英就是这样的人群。“精英”是由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的,兼具“高度”与“素质”。[10] 网络政治精英是网络政治人中的领袖,他们和网络政治人的区别在于:其一,他们是网络舆论的引导者和网络政治活动的组织者,是网络政治人政治意愿的代言人,并通过其观点和个性引领众人;其二,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姓名、职业、电子邮箱等)公开程度高于其他网络政治人。网络政治精英可能是政府公务员,比如一些局长和市长开设了个人博客,也可能是一些独立评论人,但网络政治精英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

网络炒家。在互联网上,有一个专门负责网站推广和网站宣传的人群。这些人群当观察到某个话题引起社会和舆论的关注之后,他们就会在自己的网站上转载此话题,甚至对此话题进行更深度的采访和报道,从而放大某个话题的传播效应。这些人就是网络炒家。网络炒家也会利用网络媒体来引起一个新话题。当他们希望某个话题为人所关注时,就会发动更多的网络写手,并借助于一定的网络技术手段和推广技巧,对其所希望引起关注的对象发表评论,从而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并增加人气,当人气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炒作目的就实现了。

2.无线互联与手机用户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拓展到无线互联领域。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多移动电话用户的国家,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数亿人,是互联网用户的数倍。对于手机用户而言,随着手机上网费用的不断下降,手机上网用户成为了事实上的网民。手机上网业务以及传统的短信业务因其价格便宜、方便快捷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手机的便捷性和随时随地性,手机所收发的信息内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蔓延,所以它对于互联网政治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3.网络社群

单个网民虽然也是互联网政治的主体,但每次政治参与事件通常并不是由单个或少数网民完成的。实际上,在众多互联网政治参与事件中,都存在一个庞大的参与群体。这个因为一个共同的事件而聚集起来的群体就是网络社群。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网络社群是一个复杂的建立在弱纽带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只要有持续的互动,群体成员之间同样可以产生强大的互惠与支持。

从存在形式上看,网络社群可能存在于较固定的网络社区中,也可能是临时性的虚拟组织。

其一,网络社区与网络社群。所谓社区是指居住在一个地区里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也即在互相联系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程度上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相属的认同意识,和相应的实体单位。[11] 网络社区突破了传统社区中地域的限制,最大程度地把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集中起来,为其在网上开辟一个属于社区成员的相对固定的生活空间,提供沟通、社交与发表言论的场所。

其二,临时性虚拟组织与网络社群。很多时候,网络社群并无自己的组织机构,成员间也没有彼此的约束,网络社区成员间通常并不认识,甚至没有见过面,是一个松散且流动性极强的虚拟组织,也并非需要依赖于某个虚拟社区而存在。他们通常因为一个共同的话题而暂时聚集在一起,又因为话题的结束而解散。

黄建钢认为,由于群体行为易受非理性因素控制,个人的智慧易被群体氛围淹没,所以个人的力量一般都会在失去理性控制的情况下发生放大、变性、变形和变向。[12] 此外,由于互联网中个人行动的虚拟性和匿名性,进入和退出某种行动都极其自由,不需要面对现实空间中的群体压力,但又很容易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所以网络中的聚众行为很容易发生,从而给政治生态的安全带来挑战。

4.电子政府

“电子政府”首先由美国于1993年倡导并提出,其目的是使政府机构在管理和服务职能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成精简、高效、廉洁和公平的政府运作模式。[13] 电子政府的核心在于“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来改进政府部门的效率、效力、透明度和受托责任。”[14] 电子政府在互联网政治生态中具有重要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如果在网络舆情发生后,电子政府不能及时并正确应对,互联网政治舆情就可能很快引致破坏性极强的观点冲突,甚至会触发实体社会中具有行动冲突性的群体性事件。

5.网络政治规范与行动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它在给公众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将黑客攻击、网络谣言等带入人们的生活。随着互联网渗透到我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政治安全必将影响到整个互联网政治生态的正常运行。在互联网政治生态中,各要素尽管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也同时应当具有有序性,应当受到相关政治规范的约束和调节,使可能产生紊乱的成员个人行为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网络政治规范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但主要包括法规和行业自律行为。对互联网政治生态而言,最重要的规范是法规与准则。它的作用在于明确互联网政治生态中各要素的行动规则。除此之外,法律永远不能穷尽规则,所以,除了立法之外,网络行业自律也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倾向于通过网络行业自律的模式,即依靠网络服务者的自我约束和行业协会的监督来实现对网络的管理。互联网成员的自律性越强,道德约束水平越高,被内化为成员自我评判标尺的程度越深,则它借以实现认识统一、行为定向、组织整合的作用也就越大,这就是所谓的整体效应。

6.传统媒体

尽管互联网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但是传统媒体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视,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传统媒体,比如中央、省市级的电视台、广播和报纸,依然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对于互联网中传播的重要信息,传统媒体也会进行报道,并借助自身的网站与公众进行互动。此外,由于传统媒体在信息的报道中的“守门人”作用,因此其可信度通常较互联网更高,也更为公众所认可。所以,考虑到网民与传统媒体受众在身份上的交叉性,传统媒体对互联网政治生态的影响仍不可忽略。

【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模型框架和互动机制】

(一)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模型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互联网政治生态的各要素入手构建我国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模型,以期该模型具有实际研究意义和可操作性。

 

6.3  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图

如图6.3所示,网民系统、电子政务系统、传统媒体系统和手机用户系统相互作用,且又同时影响着网络政治舆情系统。作为互联网政治生态主体的网民,不断制造、传播和炒作着各种政治舆情,传统媒体和手机用户的介入又导致网络政治舆情的进一步发酵。而政府通过各种规则管理网民、传统媒体和手机用户,并藉此引导和控制网络政治舆情。下面将详细阐述该系统的互动机制。

(二)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模型的互动机制

在互联网政治生态中,存在着包含复杂关系的各种子系统与要素,而贯穿这些复杂关系的核心就是信息,即互联网政治信息。围绕着这一核心,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网络,信息就通过复杂网络在成员间流动,并通过交替的倍数放大或者管理控制,达到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

如图6.3所示,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共分为五大子系统:网络政治舆情系统、网民系统、手机用户系统、传统媒体系统和电子政务系统。网络政治舆情系统是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核心,各种网络政治信息在此汇集并产生影响,各子系统通过网络政治舆情系统而发挥作用。网民系统和手机用户系统是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中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是网络政治舆情系统中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传统媒体系统一方面对网络政治舆情系统有乘数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守门人”的作用,控制和引导网络政治信息的传播。电子政务系统是网络政治舆情系统的调节阀,它通过信息公开以及议题设置来控制网络政治舆情的状况,通过各种网络政治规则和行动来控制网民系统、手机用户系统和传统媒体系统。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中各环节之间是信息控制和交换的关系,五个子系统之间具有很强的依存性,是共生关系,多个共生关系形成了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复杂网络。

1.网民系统、手机用户系统

就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的运作而言,具有政治参与权利并有政治参与兴趣的网民和手机用户是其根本基础。[15] 所以,从公众角度而言,互联网政治的实质就是民主政治。公众通过信息技术参政议政,实际上是行使民主权利。公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平台了解各种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可以产生信息倍数放大的作用,形成较强的公众舆论。通过对政府公务员进行评议、建议和监督,对涉及民生的公共决策发表意见,与行政、立法、司法等国家权力机构进行沟通、对话,从而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比如,互联网所引发的南京某房产局局长的天价烟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回顾起来,贯穿整个事件的主线就是“群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借助于互联网这个无组织的空间而产生了巨大的组织力量。这些草根网民在该新闻事件的进展中积极做出反应,深度参与,最终推动了整个事件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欣喜网民对我国民主政治巨大推动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在网民系统中,普通网民是基础,而实际掌握权力的是具有决策性和执行性的网络政治精英和网络政治人。通过对论坛中上述事件发帖人的统计,真正的活跃者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帖者身上。这些人数较少的网络精英和网络政治人(包括别有用心的网络炒家),通过其活跃的参与度,煽动性的文字表述和深谙门道的宣传策划,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普通网民的情绪。此外,尽管我国网民人数已为世界第一,但网络普及率仍不高,农村上网人口仍相对较少,再加上前文提到的网民结构问题,互联网政治行为主体的动机和信任度仍需要进一步考量。因此,互联网上的观点和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反映了民众的呼声,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2.传统媒体系统

电视、广播和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其某一时段或某一栏目的信息传播受到了时空的限制,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全家围坐在壁炉前收听丘吉尔和罗斯福演讲的时代了。但就整个传统媒体而言,由于其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其对象几乎是全民性的。实际上,传统媒体之间不仅相互影响,而且均已经开始向互联网数字媒体进行转型和整合。传统媒体借助自身的网络平台和手机短信平台,已经逐步消解了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边界,消解了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从而增加了对互联网政治生态的影响力。在“天价烟”事件被网络首度曝光后,传统媒体积极跟进,相关事件的追踪报道更加深入。实际上,不仅“天价烟”事件,还有其它诸如“周老虎”、“六连号”等事件,都是在互联网上首发后,迅速转为了传统媒体的报道。一个已几成规律的事实是,某一网络政治舆情经由互联网缘起后,被传统媒体所关注;而传统媒体在介入后,对网络信息进行大量的求证、追踪、深度挖掘工作,从而最终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因此,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形成良性互动,极大地增强了民主政治的监督力度。

需强调指出的是,传统媒体在发挥信息乘数放大功能的同时,还扮演着“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在互联网中,由于“守门人”的缺失,网络政治信息的理性思辨性和流程可控性都相对较差。而有上百年历史的传统媒体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信息(新闻)传播流程,对于信息的选择与发布都有着严格的过滤。网络新闻的时效性很强,但在新闻事实的核实上却比较简单,主要通过电话和网络采访的形式进行求证,而在成稿时则大量引用网帖。这样就会导致未必能反映事件的真相。所以,在互联网政治生态中,传统媒体仍然发挥着“守门人”的检查功能、加工功能、评价功能、导向功能和桥梁功能,需要对来自网络的具有天然缺陷的信息进行深入细致的求证和再调查。

3.电子政务系统

互联网的出现给政府部门应对政治生态危机的能力带来了重大挑战。由于互联网的复杂网络特性,网民的知情能力及评价水平不断提高,网民对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要求和介入程度也越来越高,互联网政治生态危机的发生机率日益增大。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待互联网政治舆情仍采取简单的堵、盖、封的方法。许多政府官员对网络尚不明了,甚至有恐惧心理,不愿意与网民的互动与交流,不愿意或不敢于将政府信息公开,这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中的困难就可见一般。在“天价烟”事件发生后,相关职能部门的反应比较迟缓,甚至出现了一些部门相互推诿,并为当事人开脱的言辞。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互联网政治是政府借助信息技术,利用互联网推进民主政治的一种新方式。由于互联网降低了信息的生产和传递成本,而且,基于“草根”群体基础的民间舆论尽管有些表述方式比较激烈,但这些原生态的公众情绪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了解民意,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发展。2009年以来,我国多个地方相继开始实行“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贵阳市政府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刚实施不就,贵阳市就发生了一起工程施工事故。贵阳市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就以“网络新闻发言人”名义在政府网站发布最新信息,公布现场救援进展情况、垮塌工程业主和建设单位名称等,从而很好地解释了网民对工程质量及政府行为的质疑,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表明了政府接受阳光监督的态度和决心。所以,政府应当适应互联网政治发展的需要,面对互联网政治舆情积极应对,增加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主动设置议题,同时通过规则约束来发挥其在互联网政治生态中的重要调节作用。

4.网络政治舆情系统及其平衡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言,互联网政治的重要作用就是调节功能,即充当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调节器、缓冲阀,为种种心理冲突、心理不满提供发泄的渠道与机会。目前,由于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速度加快,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人们的精神压力需要通过一定渠道来缓冲。互联网的出现在客观上起到了释放压力和避免矛盾积累的作用。各种虚拟社区(博客、论坛)和网站有助于发挥调节功能,并由此使人们在心理、精神和行为达到和谐的状态。因此,在合法和符合道德规范的框架下,对虚拟社区中的各种言论应当给予一定的政治容忍,从而有助于实现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在“天价烟”事件中,该房产局局长在媒体见面会上所发表的言论之所以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言论引发了原本对高房价就已经非常不满的公众们的情绪。网络舆论形成的重要特点就是意见表达方式上的情绪化。网民在发表意见和观点时,由于其身份的隐蔽性,所以往往倾向于摆脱原有现实社会中的相关约束,而将自身所持的立场、态度和情感体验毫无保留,甚至放大性地表述出来。2008年12月14日,该局长所抽香烟的价格被披露后,更强化了网民的网络情绪。众多网民在物价、工资和房价等压力下积蓄的情绪,突然一下子宣泄和释放出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在社会生活中积聚的心理能量通过互联网抒发,有助于分担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情绪发泄和心理压力缓解,有助于个体的自我心理调节,以及维持现实社会关系的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情绪,特别是不良情绪通过互联网传播和蔓延,其后果将是非常负面的,甚至会导致社会情绪的恶化。因此,从舆论形成与媒体对舆论引导的功能和作用看,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网络媒体的作用,形成网络舆论的强势,积极引导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总之,网络政治舆情系统平衡的核心就是在一定的政治容忍度下,对不同选择和意愿的尊重,对不同政见和立场的理性对待,引导网络情绪朝着温和化、理智化方向发展;同时又需坚决制止谣言等负面网络舆论,消除不良影响,从而创造和谐的民主氛围。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0年1月

[2]一些文献中经常使用“网络政治”的说法。在本文中,互联网政治与网络政治是等同的。

[3]Cooper, W.S.(1957). Sir Arthur Tansley and the Science of Ecology. Ecology 38(4):658-659; 唐纳德著.郭凡,邹和译.人类生态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莱斯特?布朗著.林白新,戢守志等译.生态经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4]李斌.论网络政治中的政治主体.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第6期:第769-772页

[5]E.拉茨格.决定命运的选择.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7页

[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0年1月

[7]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3页.

[8]陈义平.政治人:模铸与发展——中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分析.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9年7月

[10]帕累托著.田时纲译.普通社会学纲要.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6-298页

[11]参见:“社区”辞条.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12]黄建钢.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3]我国的体制中,党、政府、人大和政协都是从事政务工作的。故此处的电子政府并不单指以行政工作为主的政府部门。

[14]http://www.worldbank.org/egov/

[15]手机用户在人数上超过互联网用户,且与互联网用户具有身份交叉性,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推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来源:《中国信息年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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